關於「HIV感染者的藥費部分自行負擔」….

首先，關於這件事情最完整的見解，先要感謝這位臉書網民的文章：〈關於愛滋藥費部分負擔〉(按下可看臉書文章)

而我想說的事情很簡單。這邊我必須要再澄清一次，以下這些鐵錚錚的事實：

記得一件事情：不是每個叫做「HIV帶原者」的人，都是因為「性淫亂」而「被感染帶原」的。

帶原者的生活雖不盡然如此悲慘，但他們卻無法表以真情地坦然看待這件事情，必須掩藏自己的病痛。是因為，台灣到今天，還在把這類病患「特殊化處理」──和一般基本上根本是相同的慢性病，例如B肝炎感染者，畫成不同區塊。

HIV，直譯應是「人類免疫病毒」，的確是會因「不安全之性行為」傳染與感染；但這句話的反向並不盡然成立，事實上，今天「陽性」感染者、被感染的人，不盡然都是因為性濫交等原因被感染到。如果你們指著人家鼻子說，責罵這些人，都是因為你心想，你誤解「HIV等同於性氾濫」，而HIV感染是他們必須承擔的罪過，是這種「罪過」的代名詞，那我想你完全搞錯了。

因為，記得，「不是每個淫亂的人都會得到HIV」；相反地，HIV也不盡然是因為性生活而被感染。

請注意這等號上的推演，請不要落入自視道德情操的陷阱。

然而，以個人角度來說，看這個政策(事件)的同時，也必須請一些帶原者同時必須思考這個問題：是的，如果我們無法讓人看見自己的努力，是這社會給予的不公對待，然而如果你繼續走向的，是持續不安全的性行為與嗑藥、性愛歡淫無度，這方式的確不會幫你的生活加分，更不會讓那些不是經由這些行為被感染的人，感到更開心和公開而光明。帶原者、感染者，如果今天需要的，是社會更溫情的對待，那我想「有些」這樣的感染者，也應該先溫情地對待自己和同為感染者的我群。

所以請大家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你可能因為不是感染者而感到相當正義凜然，把感染者等同於性行為氾濫隱約畫上等號，可能不時還用一些最自然不過的方式，去有意無意地恥笑感染者可能性生活淫亂等。但是當不是每個案例都這樣的時候，當HIV也不過跟B肝的HBV一樣，甚至B肝(HBV)都還需要更加注意其傳染途徑的時候，請你好好想想，照你們的偉大正義的邏輯，接吻還不會讓你帶原HIV，但很可能你就會有肝炎的感染風險；更別說是不是做不做愛，淫不淫亂的問題。

因此，希望你們要知道，健保維護的是每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的個體，是共同的維護。任何一個疾病，任何一個患者，都不見得是他們想要感染到這疾病，也不是每個患者都盡想拿好處；更多時候，患者們，哪怕是那些被你們正義地指著鼻子的HIV帶原者，在你們指責，而隱約痛恨這些人，而投下那一票，寫那些文字的時候，他們還正在努力試圖工作著，試圖每個月當個好公民，好好奉獻社會──他們也不是沒有在繳交健保費，跟所有慢性病一樣；他們很努力的工作，一樣在勞動著，一樣在拿藥治療的同時，逐月跟你一起負擔這個健康保險的制度與繳費款項。

他們沒有因為得了HIV而不用工作，就不用負擔健康保險的責任；相同地，他們，這些被貼上性淫亂標籤的HIV帶原者，和B肝或是任何一個都不甚幸運的感染者一樣，大半都還是很努力的活著，都還是愛這個社會和你們。

既然他們還隱隱約約愛著這社會，一起負擔這些，他們沒有理由要被這個制度踢出去。除非你還是堅持，在體檢單上看到自己是「B肝患者」，而卻不是HIV患者時，依舊是開心不已；覺得自己始終戰勝了。那我想「你們所謂的正義」，不過就只是另一種心理疾病而已，而且這病還病得真不輕。

我認識的每一個HIV帶原者，都很認真在活著、生活著。他們工作，跟著大家一起共同負擔與繳納全民健保的費用支出，我真的不知道，今天他們跟多數人一樣，都是「共同」繳納這筆健保費用，為何卻要被特別提出來、挑出來，以一種經濟負擔論點，要他自己去負擔他的藥品支出？

難道只是因為今天他們的藥品很貴，吃的錢是某部門的經費？所以我們要這些平常就跟我們一樣，幾乎是相同負擔健保的HIV患者，去在繳納健保費之外，「多掏出幾千塊」負擔自己對自己慢性病的責任？這邊，我真不知道台灣的公民思考出了什麼問題。這些人一旦繳不起這筆錢，難道就讓他們自身自滅，有可能這當中更多人選擇不繼續治療，或是更隱匿病情，要是真不能繼續治療，到這樣的地步；請問一下，我們究竟是改善這所謂，眼前短視的「經濟問題」，還是讓這經濟負擔問題延後，成為更長遠的擔憂，成為這社會當中的慢性病負擔？

真的非常難過。如果只因為你們一直以來都大方認為：「愛滋病」、「HIV」等同於「性淫亂」；所以今天要大家(社會)這樣去「懲治」這些人，懲治他們所謂的「罪」；而藉此想遏止感染者的數目，並想試圖以這種方式，用「經濟負擔」的觀念，反過來要求安全性行為的推廣。那我想今天台灣公民教育至此，不過就只更呈現出失敗，並也確實突社會當今行之有年的假道學──因為有多少的「你們」(指著這些HIV鼻子罵的人)，是在私底下，「不只一次的不安全性行為」後，逐次驗血都因為是陰性，幸運地感到相對慨然；但你們卻可以反過來去指著這些不幸的感染者，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有罪的。

說穿了，你今天沒有你指證歷歷下所謂的「罪」，不過就只是「僥倖」而已；你逃過一劫，仍然繼續天天在夜裡笙歌不斷，卻因為「幸運」而沒有感染到HIV。但回過頭來，卻直指著感染者說他們是有罪的，說他們讓你負擔變重，他們罪有應得，理應要負擔更重。那我真不明白，這汙名化的標籤，究竟是哪部分的精神勝利法。

一群共同維持和負擔這個健保制度的他們，為何要多拿出錢來負擔他們的藥？他們有因為HIV而不用繳納健保嗎？他們有因為今天感染到HIV，而讓你在這個月繳納健保費時，必須同時多負擔HIV感染者所支出的藥品費，因而多繳出三千塊嗎？

當然，這問句可悲的是，我們到現在還是依舊要用這番功利的角度去反擊，因為事情談到這種地步，「功利」(口袋裡的錢)幾乎已經成為你思考關懷HIV患者人權的唯一有利(力)途徑。

如果隱隱約約，你還是覺得，你沒生病呀，都是帶原者害你要繳錢，補的是國庫虧損，那我想，健保制度下的每個慢性病患者，都應該被屏除在外，都應該要自行負擔，那這樣，說實在話台灣的健保制度更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可以直接廢除了。

讓我來酸一下這種經濟理由，隱藏的思考流程是這樣的：

一樣不安全性行為，要淫亂有多淫亂，無套無套無套再無套

→ 逐次去驗血，剛好都陰性(幸運)

→ 之後再回頭說「真是太好了」，然後去責罵那些不幸、還不見得是因性行為而感染到的HIV帶原者。並回頭要求他們自己負擔藥費。(這叫做自己僥倖，然後回頭再去貼別人標籤，還真是臉不紅氣不喘)

還真是有夠正義凜然。這就是正義？這就是解決這個被化歸為經濟問題下的HIV醫藥費部分負擔，所謂背後最正義的理由嗎？

樣板人才教育 (FINALE)

在讀這篇文章前，可以先看看這影片。

真的，誰可以告訴我臺灣這二十年來，教育到底改了些什麼？是誰教這小孩說這些冠冕堂皇，根本都不是自己真正內心願景，拆開來都是空洞而沒有童年的鬼話？

以前我們老笑稱，高中聯招考那種爛作文題目，要大家寫樣板文章，不管是不是廖玉蕙該篇文章(我有一棵樹)談的思維死板與邏輯不通，或是以前在70~74年次出生，交界在末代聯考與推甄制度擺盪的孩子，所痛苦卻不時譏笑的作文題目：「論偶像」、「談勤儉」、「愛國之我見」….etc，可以見得，十多年過去了，教改究竟改了些什麼呢？

課本變長了，圖片變得更多了；然而卻無法改變這種樣板文章的功力。

是誰教這些孩子，讓他們覺得，談這些內容，而謊稱是他們這年紀該有對國家2030的願景？以前就算心裡再多麼地痛苦，也硬要在文章末段，加個「朋友們，讓我們共同邁向康莊大道吧!」假情假意地敘述自己對一個自己都不甚熟悉的文章主題發揮其詞。然而教改如此多年過去了，卻還是一樣。

有誰會願意學北投石牌國小的張世傑老師，給全班靜默十五分鐘之後­，寫心得，然後把全班都打零分，讓孩子好好想想真正的學習與生活­是什麼關係？從小就在教一個孩子當官樣機器，這是我們要的？

的確已經不是一個林姓女學童這樣演講，而幾乎是一群小孩子「這樣­」演講。然而如果是這樣，是誰教這小孩們，去說這些冠冕堂皇，拆­開來卻根本都不是自己真正內心所想的真正願景，徒然都是官樣文章­的空洞，而呈現沒有童年的奇異之詞？

我不懂要一個小學生，究竟是學著去對生活地周遭有所觀察，有所溫­情，這樣比較重要；還是從小就要把一個小孩培養成會作「官樣文章­」的製造機？如果大家可以去看那個影片，就可以看到，這麼多位小­孩被邀去參加演講，但說出來的內容，被限定之外，和他們的童年與­生活觀察之間距離甚遠，但我們卻一再要逼這些小孩說出這樣的文字­。這真的是一場感動人的演講？還是只是一場華麗的表演？

樣板的人才教育(後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W4Iac3MyEE

(留存我在youtube上的回應文字)

只要言之有物，為何不能接受批評(如果除去多餘的嘴砲不算的話)­。如覆網友蔡芷靜的回答：演講是即席抽題；那我更有疑問了。

如果今天演講是呈現即席的演講功力，那我不曉得，評審老師給這位­小孩子第一名的用意，是在幫助她還是在害她。(請參照張世傑先生­的文章用意：〈給全班零分〉該篇文章)

的確，我們不需要用嘴砲霸凌這位小女孩，說實在話小女孩情何以堪。

十四年前我在桃園念八德國中參加校賽得名的時候，也是這樣八股，­十四年後，為何類似的批判文章寫了這麼多，卻停留在這裡？我們還­能允許學生有多少臨場發揮的創意？

一個評鑑的制度，影響一個小孩子的發展，這是千真萬確的。演講比­賽的評比也是一樣──當大家都知道要「這樣演講」才是可以得高分­的方式，自然而然就形塑成這種八股式的「臨場」發揮。

如果十四年後的教改，說是培養帶得走的能力，那這樣的評鑑方式，­是在告訴孩子，你該「這樣講」才可以得高分，得到評審的青睞；相­反，也越來越少會有人真的想真正發揮創意，去帶出更多的可能。

不只這樣，他的內容本身不是只有舉「歐債」這例子的問題，我想有­些網友說得也對，這問題或許對他有些太難以推演──但是反過來看­，那他何苦裝成熟的去舉「歐債」這種超乎他可以推演的知識範圍去­演說呢？為何老師還可以給他第一名？這是變相鼓勵大家，就算舉錯­例子，說錯話，打腫臉也要充胖子？反正硬擠出自己也根本不了解的­東西，充數可以讓大家覺得你相對有深度，就高分？這是在教導一個­孩子作樣板文章嗎？

為何舉魯冰花和廖玉蕙、張世傑老師的文章？我想大家看完這些電影­和文章之後會理解。這個影片真的「呈顯出」台灣當前仍然停滯不前的評鑑和獎賞制度­。變相在扼殺不少的多元孩子內心的聲音。技巧上，的確，這孩子技­巧很好，抑揚頓挫，實難挑剔；然而這邊所呈現出的，….我卻­很難相信….難道，一場演講比賽都不用審析演講者的「內容正­確」與否？只有抑揚頓挫，不管他的內容說的是如何？這就有如魯冰­花的老師說的一樣，照模版畫出來的，是山是水就好；也跟廖玉蕙的­文章說的一樣，大家都為了要因應題目「樹」而模板式的擠出一堆幾­乎一模一樣的內容，莫不讓人啼笑皆非。

我不認為有些網友說的「做作」是這個孩子的問題，而我一直重申：­是「內容」的問題，還有事後還給他第一名的評鑑問題──變相鼓勵某種「被曲張化的­」社會觀察之培養。優越感，還有那種把別人的悲慘(不管是不是真­的發生這位繳不起學費的同學父親)，當作是自己突顯自己「懂得儲­蓄的好習慣」的材料。

知、情、意，是教育與演講兩者都同時應有的­，然而這小朋友，和這評審老師給的第一名，都讓我覺得我們都不是­在鼓勵學生邁向創造，而是八股與複製。

「…沒有一把鑰匙，能夠打得開世界上所有的門；沒有一首詩歌，能夠歌頌世界上所有的感情；但是，我卻認為，養成儲蓄的好~習~慣，能夠讓我們的人生，更~加~美好!…所以，只要我們儲蓄金錢、儲蓄知識、儲蓄功德，我們就可以活出生命中，最美麗的樂曲。…」(引自影片中林同學的說詞)

有沒有超有廖玉蕙那篇〈我有一棵樹〉的文章內說的樣板文章？這排比是很美啦，但是我不懂他提鑰匙、詩歌，跟養成儲蓄的好習慣之間關係在哪。

只具備生物性的人類行為解釋(可悲的生物性解釋)

「因為你要知道其實，你知道我們都是生物嘛；那…一般的話，一般的話生物他怎麼分雄雌？那…雌的，她在發情的時候…她一定要尋找交配對象…那這時候她會排卵，排卵以後她全身就會在那種脹熱的狀態之下。那…可是在其他的生物裡面，她並沒有胸部，她沒辦法去露乳溝，所以她一定是去露她的下半身…ㄜ…那個陰唇。阿那個你知道其實我們嘴唇，就是相當於陰唇，在胚胎學…它是同一個生…它是同一個細胞發育出來的，所以為什麼女孩子喜歡這樣，就代表她是很多產的、她是有基因、她有優良的遺傳基因，健康、生育力很強…這是相當吸引異性的這部分…」

後來重看了一次，覺得這當中還真是錯誤百出。

(影片：中天娛樂【大學生了沒】2012.08.28 同學，你PO的人讓我很吐血)

第一：

人是生物沒有錯，但人和生物畢竟不同(雖然我們的確時常諷刺人不過就像個動物一樣，當然這是針對李宗瑞之輩而言)，人有「社會性」(社會集體的學習力、模仿能力以及相應而成的「文化」)。露乳溝是不是就會引起性暗示，我想這位生物學家WENDY勢必連自己的智商都想同於生物──社會學家伊里亞斯在研究中古世紀到十八世紀「挖鼻孔」的歷史時就說過，誰知道挖鼻孔這回事在以前還是種相當禮貌而必要的社交禮儀？嘟嘴是風潮還是停留在生物性的性暗示？

第二：

照這邏輯，正面推來得知，因為動物無法露乳溝所以露嘴唇？而人因為有乳溝、嘴唇所以取代露陰唇來當性暗示？生物怎會沒乳房呢？所以生物沒有嘴唇都露陰唇就是了？你看過哪個生物沒有乳房、沒有嘴唇？我們怎會跟他們一樣呢？照這種說法，人類應該將乳房純粹當作生產工具就好了。你看過貓作愛的時候，公貓一邊作愛一邊舔母貓的乳房，然後貓高潮了嗎？人會把乳房當作性愛或是性感的象徵，並不完全是生理性的，而是社會性的。

第三：

照胚胎學的說法的話，我很懷疑，人類哪一個地方不是同個地方發展出來的？那我覺得你的眼珠也是由受精的卵細胞發展出來的，喔，照這邏輯，你拍照露眼睛，就代表你想露你的卵巢給對方看。因為全身都是胚胎同源而生的，那我覺得你跟我握手，就是要把陰莖放進來的意思。

模板的人才教育

【影片：100學年度彰化縣演講比賽冠軍】

幾番手賤之後，再度找到這個影片。聽完後，除了還是感慨臺灣當前教育內裡的停滯不前之外。另一方面我聽完她說的稿子之後，開始懷疑她的老師(擬稿訓練他的老師)，還有這位孩子的思維能力，以及彭明輝父親節那篇談台灣根本抹殺人才的文章。

拿別人的家庭經濟問題，不是去分析其他的可能，而是拿這樣的案例，來凸顯自己有儲蓄的好習慣。不管這講稿內容有沒有真實性(但如果全然是憑空杜撰，那台灣到今天還在繼續訓練學生寫這種杜撰式的文章，那真是一點都沒進步)，如果同學繳不出學費，你看到別人的父親沒有存錢的習慣，就推歸於這個問題，然後再拿別人這種痛苦案例去凸顯自己「有儲蓄的好習慣」──這已經不是歐債跟儲蓄有沒有關聯的問題，這是桑塔格《旁觀他人的痛苦》裡談的問題。

拿別人的痛苦去作文章，腦子不是去分析一個眼前的觀察，而卻是為了因應「題目需要」而去將別人的案例作為「別人的錯誤」，道貌岸然；老師怎沒有鼓勵寫個「論讀書」，然後說「我看到大埔農民為了土地徵收被收起來，就無法生活….，所以，你看，讀書使人富足，就可以不用一輩子當農民，養成讀書的好習慣…」。壓抑學生的思維，不只有腔調；讓學生變成奴才，不僅僅只有考試而已──問題是我們的評審老師也是食古不化，讓這樣的孩子拿第一名。這種內容邏輯幾乎是全然不對，然後十多年來依舊做作成如此，不表真情的演說，居然得名。

你有看過一場轟動而感動人心的演講，是這樣的方式呈現的嗎？一個真正感動人心的演說，應該是兼具知識正確性、情感的渲染性，而不是拿你生活中，去觀察你口中所謂「別人的無知」來架高自己的優越性。訓練學生只會為了題目去生案例，而忽略其中重要的因素；奇怪，廖玉蕙之前不是有一篇談批改高中聯招作文〈我有一棵樹〉(忘記篇名)時逗趣而諷刺的文章？怎還是有這樣的老師和評審？

真正抹殺人才和扼殺教育體制的，就活生生呈現在這。

【後記】

我們真的有在鼓勵學生去「開展創意」…這種東西嗎？魯冰花裡的古阿明，不照實際邊幅的畫風，無法得名；相反被學校栽培培養出來的校長兒子，畫得有模有樣，照本宣科的，只差沒有用印表機印出來一樣的畫風，得到縣獎。一個1989年的電影，改編自鍾肇政的小說；二十年過去了。

我們的演講比賽居然還有這種「談儲蓄的好~習~慣」這種爛題目？這種題目我還以為在我高中之後，就應該是會被唾棄的。怎不繼續試試來個「三民主義之我見」這類的題目？

從小就教學生把別人和這社會發生的悲慘，當作是自己八股的作文題材，這種自私的思維，不僅無法培養學生去發展創意，還扼殺了同情心、同理心的培養。我以為這年代課本變大了之後，會比較有更生動的學習；然而評鑑制度卻是如此食古不化。

教條式的訓練，到今天還依舊如此。(然後老師幫學生擬稿，學生寫得歐債和儲蓄之間的問題，也是邏輯有問題的思考方式，這該怪的是老師還是學生呢？歐債跟儲蓄？我真的覺得這年頭真怪了~~!)

廖玉蕙〈我從小喜歡種樹〉。請看看。

「…我們的國文教學是否已經亮起紅燈？或者我們的教育根本上產生了很大的問題？為什麼孩子認定某一類八股的文章模式必為閱卷者所青睞？為什麼一向勇於向父母權威挑戰的孩子在面對考試時，如此伏低微小的壓抑自己，不敢說些真正的想法？或者，孩子為什麼念了那麼多年的書，竟然沒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這些都值得從事教育工作的我們好好加以思考的。…」至少十多年前的文章，現在看到去年這位國小組的演說冠軍，真讓人對台灣的進步感到一種外華而內不實的空虛。

只不過是運氣的問題

有個有趣的疑問，如果今天郭雪芙不是因為Dream Girl出道，而是因為被挖角拍素人電影而紅，大家還會這樣看待這位女生嗎？感覺跟郭書瑤一樣，一天是宅男女神，一輩子都要被冠上這個稱號，然後不管有沒有才華，都被說是靠肉彈之類。

相反的，如果今天桂綸鎂是因為宅男們風靡的女子團體出道，而不是因為一部藍色大門；那大家會用這種清新的眼光去看待這位女演藝人員嗎？

個人覺得郭雪芙演技沒有很差呀？不比桂綸鎂差吧。奇怪，後者怎舉手投足就是被說得多清新脫俗，前者只要一個表情不對就要被說沒演技，說是靠什麼女子團體出來的。

在這種角度上，我支持郭雪芙。說真的，這種短髮有氣質的女生還蠻不錯的呀。希望他會是我想去看鄉民的正義的動力呀？因為改版之後，整個非常猶豫要不要去看這部。藍苡勤感覺前導片演得不錯呀。

 

不過說真的，除了龍門飛甲比較看得到桂綸鎂的其他風格，其他桂綸鎂都是被打造成一個樣子。當然某部分，可能是因為他比較不會去演一般八點檔的校園片或是偶像劇，也看不出來他會揣摩他目前形象之外的哪些角色。

跟張震有點類似的地方是，桂綸鎂其實多半還是在演他自己。很多角色給桂綸鎂演起來，雖然看得出這個角色本身的個性，但這些個性和桂綸鎂本身一直以來的戲路都還蠻相近的。除了龍門飛甲看得到另一種不同逗趣而打扮超級不同的桂綸鎂之外，其他都還是在同一個區域。

例如GFBF裡的林美寶，跟林鳳營的廣告裡的桂綸鎂就不衝突。感覺可以像是林美寶在代言林鳳營一樣，不會有太多的突兀感。因為風格都是類似的。當然GFBF當中的林美寶的高中時期，那吊兒郎當的樣子，可能是比較不同的；但是大家別忘記藍色大門，其實裡頭的桂綸鎂演的孟克柔，跟林美寶的形象還是有幾分神似。

我很愛桂綸鎂，但是最近就發現有些人的評點還蠻到位的。是不是因為我們太過習慣、太過崇尚「清新脫俗」這種形象，而誇張化一些幸運因為清新脫俗的國片出道的女演員，好像這類清新脫俗的女演員，剛好出道選對了戲，所以她的演技就格外的亮眼。事實上的確有人說得沒錯，過度信仰這類的女演員，就反而會真的以為那樣是演技好，但說穿，他不過就是在演他自己。

我覺得桂綸鎂除了龍門之外的角色，大多都是量身訂作的居多。而相同類型的白色巨塔張鈞甯，我覺得就比較不同，因為張鈞甯的古裝劇(演活宋朝的織女)，就很有不同的感覺；當然這也是這幾年張鈞甯開始有不一樣的角色接觸才有的成長。

至於陳妍希嘛~~~~那其實是因為大家先把九把刀當神了~~~~就跟把朱學恒當神一樣的道理。

這個世代就跟漢娜鄂蘭說的一戰後的德國(歐洲)很相似，大家失根了(因為尼采就提示過了)，所以急著找一個物體，作為精神可以信仰的目標──成為一種「造神」運動。

陳妍希是神，是因為大家已經信奉九把刀是神了。不然九把刀怎可以永遠用「熱血」那一套來包裝、賣自己，然後還有市場？

邁向色諾芬情懷的「崩世代」效應？

一個外國人只要申請華語獎學金，到台灣來學中文，什麼都不用考，基本華語能力也不用檢測，就可以申請來台灣。來台灣之後，每個月只要乖乖上課，單月不超過11小時缺席，就可以淨拿25,000 NTD。所以很多外籍學生的素質參差不齊，有的還申請大學，認不認真上課，都可以拿到錢(達到學分最低學分分數限制就可以)。

政府規定已經幾乎是巴著外國學生，只要是外國學生要來學華語，申請幾乎都拿

今天來了一個獎學金學生，因為2011年十二月缺席超過12小時，被扣了下個月(2012年一月中發放)的獎學金。這不是這種案例在本中心發生的第一次，也不是這女孩來這學中文因為超過缺席時數拿不到錢的第一次。然後這女人剛跑來辦公室哭，還找了她外籍老公來踢館，然後從頭到尾就是很情緒惱怒的說了一串的英文，認為任課老師、辦公室都應該有「預先警示告知」(但事實上我們之前也都發了電郵，也都通知過有獎學金學生的各個老師)，然後說來說去，意思就是要我們吐出一月份被政府扣除的獎學金。

「警示通知」在獎學金說明時就有提到，我們沒有「必要的義務」告知，學生本身在國外申請獎學金，到來台灣聽說明會文件，每一個字都有告訴學生「單位不會主動告知」要求學生要自律。但學生就開始緊咬這點。

但規定就是政府的法規，被扣除的額度也是2011年度的預算，年底也早關帳了；要政府改變另發是根本天方夜譚。學生明明就缺席超過，卻認為「超過12小時」(等於是四天沒來上華語課)，很沒人性，並且認為我們根本就是卸責。…然後她老公就開始用流利帶著情緒的英文，開始在爭辯。

這是我好久以來第一次這麼modest的聽這類奧客的問題，也低聲的給她罵完，然後讓他先快速離開(辦公室後來也繼續在討論這問題該怎解決)。

幹。在微笑聽完和說完一串英文之後，我心裡只有這個字。

一個華人或台灣人，要去外國唸書，沒錢的要申請獎學金，還要通過一堆語文能力的檢測考，考東考西考的沒完，然後爭到去補習班補習，苦讀，辛苦成這樣，還有一堆條件要審核，還不見得有機會拿到獎學金的錢資助。

國家舉債近五兆，潛在國債超過十三兆；老百姓萬萬稅，企業財團連買個冷氣都可以減稅(還申請減稅額超過一億)；健保虧損漏洞，少子化與薪資平準降低，舊制不改，勞保預計在2020年會出現「藏不住的大洞」，不用到2030年勞保就會破產。貧富差距與苦勞窮忙族驟增，責任制與過勞工作，卻沒有因應的相對醫療健康減免，少子化與近十年扶養比提高的惡果；臺灣沒有歐債一樣也是自身難保。國家虧損，花一百元有29塊是預支於未來，連鎖效應，….

可憐的是，一個外國人來台灣，躺著只要過及格分數，不超過缺席時數，一個月拿的獎學金，比基本薪資18K還要高出7,000元。一個學生在外面打工讀私立大學，了不起賺死，拼死拼活一個月才逼近20,000。然後參加托福、GRE和各項英檢測驗5,000~6,000元不等，…。

少子化和崩世代帶來的問題，不單單是以後我們這一代和九年級，甚至是「十年級」之間的世代衝突(因為少子化，將來這些少子到青壯年時，將會負擔我們人口多過於他們三倍的老一代的花費，到時候年輕人選票少於我們這一代老人的票，政策傾向勢必無法全然符應，年輕人不滿過度負擔的扶養比將會造成世代衝突)。

再來，崩世代還可能帶來的，是在高喊「國際化」而產生「優待外國人」而苦自己國人，高度差別待遇下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同時可能產生更多「仇外」的排除主義情緒。人民生活不好過，本國學生搶低額助學金，打工打到死，外國人躺著一個月拿高額獎學金，這種差別將會是個危機。陸生來台，不過只是個序幕，夾雜了某種對「陸生」的台灣本位想像，以後就不會只是針對陸生，才有這反應。

於是整件事情，吾等在本人臉書的回應，同時是我的感想：

其實本來這比較是沒問題的，事實上「陸生」來台優惠，這點根本是比照外國人的優惠，當初「陸生」問題會被特別拿出來比較，純粹是賣弄一種選戰和意識形態作祟的「去中國化」的民族排外想像。陸生事實上跟外國人一樣，拿到的優惠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外國人甚至還可以有更多「台灣特別」在「國際化」框架下形成的「英語化課程」，來躲避學習華語的可能；限制甚至比陸生更少上許多。陸生優惠的議題，實然就是當時反對黨用一種「去中國化」的仇視激情操作下的問題；但事實上問題根本不只這樣。

相對剝奪感本來是小的，然而當貧富差距拉大(五分間的大島指數，目前台灣上下差距是6~7倍)，失業率高漲，或普遍都是低薪就業時，相對剝奪感就會被擴大，仇視外國人優惠待遇的潛在衝突，顯然就會是顆深水炸彈。台灣發放給外國人的利多，或許本來不是問題，歷年可能都差不多，政策面可能也有考量國際化的可能，但是當社會相對階級流動性(高薪→低薪；低薪階級→到高薪階級之間的機會)降低，剝奪感就會成為激情民粹或是排外民族主義的溫床。這只是今天不爆發而已，大家等著看吧。

一場政治盛會後，與「崩世代」之間

結論與感想是：造就冷感與本位主義思考，對自己生活周遭相關的社會問題分析文章，看到數據或分析文頭就痛，然後全然推給「我不懂政治，我也不想懂這些」這類理由的背後主因，一大部分是高中與中學教育的老師；更大一部份來自大學教授。

我們扼殺了很多思考的可能，讓許多人看到類似像是《崩世代》這類的書，就覺得是「專書」，而避之唯恐不及。有的甚至推辭於自己本身不是學政治，不是學社會的，也不想碰政治；還有的會推辭說：因為你念高等學府，你自然有頭腦念這些，我們相對低劣而無法理解。於是住在這個城市裡，政治只有等同於藍綠和選舉，只有課本政治學討厭花時間背誦的篇章，而社會呢？就是社會學，就是看不完的韋伯、涂爾幹和馬克斯(或帕森斯)。所以學完政治學，考完期末考，讀完社會學的期末考，背一下那些專業名詞；回頭就說了一句「好難懂」，於是你眼前的社會就僅只於你私自的周遭，甚至連周遭也慢慢轉移出你眼裡掃描維度之外。談到切己切身的社會問題，只是閒話家常，偶爾拿來烤肉或是聚餐時小談幾句，僅止於抱怨。

看了《崩世代》，雖然這本說的問題就這麼切實的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發生。但卻是被當作一本「專業書籍」，推薦給人，還被反嗆：我不是念這方面的，那是你的專業。這反倒讓我質疑我腦子裡究竟還有沒有這嗆字裏頭的「專業」了。

誰讓這個分析自己的生活，和做出行動的能力本身變成一種知識階級化的表現了呢？為何紹興社區那天那個揉麵的老先生，要刻意嗆著「好好念書吧，念書的就好好念，不用來幫我們，就只會念你們的書就好了」。為何當有人舉牌抗議的時候，社會和這學校裡的眼光就只有將抗議的人視為異類的可能？(吃飽了閒著嗎?→這類的說詞)。

我個人覺得大學教授當負起很大的責任，身教與言教之間的責任。還有這一路上台灣教育僅只於「教條」式的遺毒。

了解這社會是大家的責任，怎會是讀過書的人才有的責任，讀過書的當中，怎又會是只有學這方面專業的人才該了解這問題呢？我們不是因為專業而更能理解問題，我們只是更知道問題的交織點，但難道不是這專業的，就可以不去理解你的生活周遭，死了誰，或是政策壓垮了那些人？

讀完了好難過。

other thinking after few days and reading more:

除了這些眾多的背景因素，包括教育和對周遭生活敏感度上的問題使然，使現在參與行動力上更為低落之外。還有個問題，也是為何會讓這些苦哈哈的窮忙、窮苦族，願意並也只能看著企業財團整碗拿去──那就是因為缺乏申訴與申訴後的有效救濟管道，也就是缺乏法制面(制度面)的最低限度維護。

也就是說，不敢對抗fight的原因，很大一部份是因為「今天你和老闆過不去，明天你申訴了，老闆會讓你和你的荷包過不去」，案例不少是這樣發生的：很多參與抗爭，因為沒有制度面保障，最後官司打贏了，工作也沒了，然後本來是要求薪資或勞安協議的結果，卻是沒了工作。大家都不想跟自己的工作過不去，更何況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就苦著幹吧。

這依舊回到政府(廣義的政府，甚至包含立法院各個立委)的責任上了。法制面你究竟敢不敢對財團或企業開刀，立法建立申訴後救濟的保障與法律來維護受薪就業者？這又是回到崩世代談的問題了。政府敢動它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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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主張兩岸貿易開放的論點往往引申自1960年代的『篩落』(Trickle-down)理論，認為貿易開放的利益也會造福中下階級。台灣早期發展似乎符合篩落理論的經驗，這是因為在1960年代，(台灣)與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貿易對手相比，台灣相對豐沛的資源是勞動力，開放貿易使得多數貧困農民也可能在經濟成長中轉換為產業工人…近年來，由ECFA所引發的經濟政策爭論中，國民黨政府財經官僚的貿易政策似乎仍固守1960年代工業起飛時期的理論。

…然後時過境遷，與1960年代時的台、美、日等國家之間貿易條件相比，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條件剛好相反。1990年代之後，台灣逐漸步入已開發國家之列，資本和技術供給豐富，土地與勞動力稀缺，而中國大陸則是勞動力與土地豐富，工資相對低廉得多，因此，兩岸經貿往來擴大將會使台灣大財團等資本與技術擁有者獲利，同時使中小企業主、農民與工人等中下階層受害，失業人口和貧窮人口雙雙增加…」

引自：勞陣(2011)，崩世代。書頁20~21。

「…主計處過去計算GDP的方式是採取『現金制』，企業在海外獲利必須實際匯回才算數，2005年後改採國際貨幣銀行IMF的權責制，只要企業帳上認列，不必匯回(國內)，也能列計成為台灣的GDP…」

「勞工經常性薪資更只占GDP的37%」(但GDP卻年年成長，意思應該再清楚不過了吧)

「2000年開始，受促產條例扶植長達十年的資訊及電子產業大舉將生產線移往中國，但是這些在海外及中國製造大量工作機會的企業，因為營運總部及研發中心留在台灣，卻仍能獲得(政策：促產條例)鉅額的租稅優惠，形成『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出稅禮遇』…只要在前端的設計階段取得適用，連同後端的製造就可以免稅，以致企業只要在台灣進行設計，其在中國生產的製造品就能併同獲得租稅減免…」

「浮濫的租稅優惠侵蝕稅基…造成國家財政的災難。2011年我國稅賦依存度只剩57.4%，這表示政府每花一百元，只有五十七元來自稅收，其他四十三元都得靠變賣祖產、國營事業繳庫，但主要還是舉債籌錢。」

「政府長期在產業政策中滲入減稅嗎啡，讓企業集體染上嚴重的低稅毒癮，一旦減稅期限結束，財團動輒以出走相脅。」

引自：勞陣(2011)，崩世代。第二章：財團化危機。

「…租稅減免或優惠的企業雖然多達49萬家，但屬於高科技產業的只有724家，卻盡享1184億元免稅所得，占全數免稅所得的70%，平均每一家高科技產業獲得1.64億的租稅減免，剩下509億元租稅所得，就由其餘近49萬家非高科技產業分之，平均每家只分到10萬餘的減稅。…」

「監察院同一份資料也顯示，科技產業的就業人口還不到台灣總就業人口的百分之七，科技產業每投入一億元資本，只能創造6.4個就業機會…傳統產業同樣投入一億元卻足以創造16個就業機會。…顯示大舉投資科技產業，根本無助於降低失業率。」

「…十年之後的2010年，歲出縮減為一兆九千七百九十六億，但年度舉債卻增加為四千七百九十九億元；舉債占歲出比例攀升至24.2%。換言之，政府每支出一百元，就有二十四元是預支自未來。」

「產業結構的變化也是勞動報酬難以提高的因素之一。製造業持續外移，服務業占就業結構的比重持續上升，並自2000年後超越工業。根據中華民國統計年鑑，從1981年至2009年近三十年之間，服務業增加的受雇員工人數超過230萬人，同期間工業人口只微幅增加30萬人，然而服務業的受雇人口卻多集中在批發零售業、餐飲住宿業等薪資水準偏低的低階服務業…也難帶動薪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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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介】雪莉特克的〈你聽得見我再說什麼？〉

 

在一個十年前因出了一本《虛擬化身》(Life on the Screen)，而被認為是「科技烏托邦」或是「科技擁抱論」者的Sherry Turkle，在十年後寫了這篇〈你聽得到我在說什麼嗎？〉(Can You Hear Me?)一文，相當有趣的像是回顧了自己生活經驗，老生常談樣的說明這科技的演變至今。事實上，即便我們以為這樣的科技，似乎讓我們更無遠弗屆的連在一起(globally connected)，但事實上，最終我們也不過只是活在一個小小的視窗裡。Turkle的立場一直都沒有往非常「科技極度熱中派」或「悲觀論」任一方向走去。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將他十多年前的該專書內容當中，所帶來的一些「過於樂觀」的評估和預測上，做出一個很中肯而反向的思考。

 

        在人越來越活在一個手持平板電腦和手機(哀鳳？？)上的時候，這整個城市將會變得如何呢？人與科技之間的關係，「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廣告台詞還依稀附著在腦海裡的同時，這些科技「真的是來自於人性」？因而讓我們「脫離人性本身」？Turkle其實在文中，用了相當經典的「異化」(alienated，或是疏離、遠離)一詞，並以一種相當「雙關」(pun)的方式來說明他的觀察。因為十幾年前的《虛擬化身》書中，Turkle訪問對象中有個女生是這樣形容科技帶來的生活改變：「…生活世界最後也不過只是眾多個『視窗』中的一個…，而且還不是最好的一個…」，在這種新的傳輸科技與設備所帶來的未來，最終現實生活的運轉，不過就是一個「視窗」(Windows)，而這個視窗當中，人們逐漸脫離某些現實中所需的社交互動。

 

        哀鳳本身不是問題，而是當這城市，如果每個人最後都是這樣在捷運上，各視線不是交錯而是盯著自己手上的那台多媒體溝通媒介時，這個城市的沉默，和「科技化」就成為一個弔詭的狀態。我們在虛擬上和遠端活動，卻反而縮小實體空間的互動區域與可能性，這是相當弔詭的──因為本來「手機」給我們的，是希望我們可以時而和「太遙遠而不容易聯絡」的那端互通情感；是擴大我們互動範圍，但不是縮小互動的邊界。然而，當我們每個都在上課、上車、團體出遊時，不時這樣注目在一個手機上的時候──「讓你時時刻刻體驗影音的新視野」，就變成只停留在螢幕上，而卻不是和身旁的人互動和聯絡情感。

 

        人的「自身」(Self)和「物」(it)──手機、科技設備──的「物自身」(itself)，相合為一。這相合成一體的時候，自我主體的意義也和物的意義嵌在一起。這就是Turkle在談「There is a new state of the self, itself 」的時候所提到的問題。當本來具有主體性的「人」們(people；human)使用這些科技設備，尤其是文章中特別提到的筆電和黑莓機(智慧型手機)或PDA等等，科學啟蒙以來的理性觀，或是說某種存在主義式的「我」，所具有自主性的「主體」(Subject)，反而逐漸被馴化並消失在這些「使用科技」的「物自身」的過程當中。簡單說來，就是在一個使用這些「隨身」和「隨時上線」(Always-On)的科技設備時，「現實」(real life)上的「我是誰？」(或「你是誰？」)等的自我主體認知，其實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個「活在科技網絡中」的那個「我」──即便是虛擬的。所以文中的電視製作人說，他無法失去他的PALM股票分析機，「失去它，就跟要我死是一樣的…」。所以科技讓我們更自由了嗎？心靈解放(emancipated)了？很顯然，Turkle告訴你，反過來這些「物體的自身」已經慢慢取代了「我」的意義。

 

       這就是作者用了「tethered」(被綑綁住)這詞，作為今日科技下的心靈與生活的走向與狀況。以往的廣告告訴我們，科技是用來「輔助」(頂多就是輔助)我們達到「高效率」的可能，科技只是附屬在這些任務與工作上，是個幫手而不是全部；但今天，當主體都和物的主體相合而為一之後，人們已經很難從科技當中，尤其是從這些「手機」與通訊設備、網路設備中「脫身」──所以我們會因為「無法追上那個像拉網頁卷軸一樣快速」的處理速度，而感到「焦慮」，這是符應了「科技帶給我們的時間」的「科技時間」，活在匆忙與追逐的茫然速度裏；而一二十年前說「高效率」，確實沒有帶來更多的休閒和更多的時間足夠去好好消化一件資訊或故事或事情。

 

人們和他們自有的經驗相疏離開來，並且對他們某種「捲動速度比他們可足以處理的速度還要來得快許多」的生活感到焦慮。他們無法跟上那些未知(未編輯)的生活，但他們卻又要對那些未知的生活擔起責任(有所回應)。人們談到「黑莓旋風」。然而在當代生活當中，我們已經被馴化成一個在意規則、時間和任務工作下「自我規約」般的心靈狀態。永遠「在線上」/永遠活在自己的「科技上」，讓這種自我監視的工夫攀升到一個新的層級。(People become alienated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anxious about watching a version of their lives scrolling along faster than they can handle. They are not able to keep up with the unedited version of their lives, but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it. People speak of BlackBerry addiction. Yet in modern life we have been made into self-disciplined souls who mind the rules, the time, our tasks. Always-on/always-on-you technology takes the job of self-monitoring to a new level.) ~quoted from Turkle’s Writing~

 

        因為符應了「科技的時間」，帶來最有趣的當然是Turkle提到，類似尼爾波次曼(Neil Postman)《童年的消逝》一樣的「受困孩子們」這部分。孩子也開始出現依賴科技，而不是靠自己去完成一件事情；「手機」、「即時通訊」帶來了「全時的安全保障」，但卻降低孩子對自己人身和他人的關注。隨時在側待命的手機，代表隨時在側的父母親，是隨時在側的靠山；而不是隨時對自己行為負責。

 

        Turkle說的最令人深思的，是當這些「依賴性」，符應到「科技的時間」下的「思考時間的消逝」，隨之而來的，就是一群「要求速度」、「要求快速回應」的思考與互動人群(青少年們)，而這樣的結果，同時也就是一群「更缺乏時間思考，來沉澱自己的思緒」，卻又不時活在這些通訊軟體之中的這些孩子們，無法抽離第一時間的情緒，無法慢慢去體會旁人、周遭和世界，而是全然「最快速地」從自己的感覺出發──這暗喻了一種社會「同理心」(sympathy；empathy)和「連帶感」(solidarity)的消逝。社會學古老的命題告訴我們，異質的人群是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呢？社會的凝聚力可能在這科技之下，形成一種詭異的狀況，並也有許多挑戰：一群只會從自己出發思考，而在手機電話、電腦那頭，看另一端互動而有距離的人群，但卻不願意把主體的同理心擺回到現實周遭的一切事物上。Turkle最讓我感到訝異而欣喜的，是在這個層次的討論上，某部分似乎說出這個邁向缺乏同理心的下一代，其社會感與冷漠態度形成的背後癥結點──因為他們不去經驗真實，或是說，他們沒時間去經驗真實，沒時間去經驗他人的真實和情感；反過來，他們只會希望在情緒來的第一瞬間，有著電話，要別人給他們真實的擁抱，卻沒辦法停下來思考。

 

       在這些種種科技的問題之下，Turkle也提到這個被「綑綁住」(tethered)的社會，有著邊沁和傅柯的「全景監獄」的那番「隨時被監視」的問題。然而這種透明性和被監視性卻被實然忽略，但這樣的隱私問題，卻已然不成為大家擔心的問題，然而這真的不是個問題？事實上，它代表著這種「侵犯行為」的社會規範與正規化，回過頭來，他也等於是告知我們有著一個更被侷限的活動與自由空間──被綑綁的，心靈還有身體，還有更多的一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在邊說手機(電話)，邊要邊打MSN視窗的訊息回復，同時還開著電視看偶像劇，然後一旁還有小聲播放的電腦音樂，接著螢幕上可能是一邊看臉書一邊看youtube，然後可能電話講一講，就不小心把電視裡的台詞或是電腦螢幕上，你一旁正在key in(keystroke)的文字或是你正在看的網頁內容，給聊進了電話對話裡。這就是「電腦多工」，或是說，是一種科技帶來的電腦化後的「多工處理」(Multi-tasking processing)。多工處理究竟是增加我們的工作效率，還是減少了我們可達到的工作目的呢？這很顯然，科技帶來的一種急迫性，誠如文中說的一種符應「科技的時間」而來的「不停在追趕」的做事速度──覺得要是能同時間做這些，聽音樂和講電話，省時又省力。電腦和手機，的確提供這些的服務，但是回過頭來看，「效率」因而提升了？還是讓你「更難以記憶起」你剛剛瀏覽的的是哪一個網頁呢？或是你可能查個資料，開了新的分頁查找，查一查，就無來由的看到某個影片，就只好把手邊工作暫停，接著把注意力擺在新開的網頁影片上；接著回到原來的視窗──「我開這視窗是要？？」，不少的人會這樣問自己，回到這原有的狀態後，剛剛到底開這視窗是要？

 

        「多工」同時處理，這項功能是電腦化與「數位革命」後給的「恩賜」(bounty)，但不過，它也只是個過於誇張的夢。Walter Kirn的〈多工並行的多事之秋〉該文中，確實就以相當詼諧的方式提到這點矛盾：電腦和這些通訊設備，操控的畢竟還是人腦，人腦所給的注意力是有限度的，「多工」同步的處理，其實並不會增加你注意力的範圍，電腦畢竟還是要在一個有限的人腦功能操作下，才可以達到它的功能。在一個有限度的注意力上，分散注意力，不斷暫停而又再繼續的處理，其實無法增加效率，很多時候它反而降低你原有可能處理的效率。

 

        讀完這篇會非常想要翻譯的原因，是因為看完之後覺得「這整個翻轉他在十多年前的那本專書的論點」，或是說，這文章確實道出當時科技發展未見的問題，而今天卻實然的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即便在社會學要求的脈絡差異視角看來，這篇文章終究是循著美國文化的脈絡來著寫的。然而台灣的情形何嘗不是如此呢？在當我看到一個國小學童手上有隻手機，可能這只是老掉牙的話題；但開始有不少的學童，國小就出現智慧型手機的使用，雖然在看完史蒂芬‧強森經典著作《開機：電腦、電視、電玩占據我生命，怎麼辦？》之後我曾幾何時是要被他全然的說服：「科技帶來相對的人腦與智力的進化」，但是回頭看到Turkle這篇，卻又覺得這是相當寫實而必須去正視的問題。「科技究竟帶我們往哪去？」這是個很大，但卻又貼近生活，貼近你身旁周遭一切的問題。當然Turkle單單一篇短文，不及寫一整本專書來探討整體的各層次問題，來得有深度或廣度，然而在你使用這些媒介通訊設備，哪怕是手上風靡的哀鳳幾，或是HTC的哪一型號，停下來思考這個關於你和這些科技自處的問題。不過套句Turkle說的，這可能也是件越來越難達到的「反省」──弔詭的符應科技時間與住在科技裏頭的「賽博格」，既已如次，要跳脫出來思考想必會是更難的一件事情。

譯者附註(PS)：

 

1.關於「拋棄」的特質：Turkle有部分還是太過於樂觀，因為在因應「科技的時間」時，同時也是因應「科技的邏輯」──「迅速淘汰」的邏輯和習慣；這個邏輯是文中可能無法提及，但卻又相當扣緊人心與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的改變，且相當可用以回應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與認同》與鮑曼《液態之愛》的說法與概念闡述。在科技的時間下，同時存在科技的「快速汰換更新」與「隨時可拋棄」的「速度」邏輯；不假思索，或是無法有多的時間思索的「拋棄」行為，如同人際連帶的概念一樣，同時也帶來一種更不具懷念與深度的「喜新厭舊」汰換觀。不過我想Turkle事實上可能最想強調的，是那個「自我」在這世代，與物──科技相合之後的消逝，和那個失去道德意涵與思考意涵的科技社會吧。

 

2.關於標題：Turkle其實在原文文章中"Can You Hear Me Now?"標題就是相當耐人尋味。Turkle是個文筆相當好的科技研究心理學家，這點要論文筆，當然不在話下了。不過標題這句其實是同時具備三種涵義：一來是英文字面上最基本的涵義：「你聽得見我在說什麼？」這是一種期待回應或呼應的口氣──意即這篇文章談的，很實然文後提到的那些問題，是需要「被聽到的」或「被察覺的」。第二層的含意，是語帶詼諧的呼應他文章段落開頭提到的「研討會」，那場研討會看來很多人是在台下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這句也可以翻成「你有在聽我說話嗎？」；第三層更結合的一點，可能是「你有聽懂我說的話嗎？」這更具深層的含意。

〈完〉~